一个时代的斯文走了，大学没有了灵魂！

梅贻琦（1889年-1962年），字月涵，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。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，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，奠定了清华的校格，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。他与叶企孙、潘光旦、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。

梅贻琦认为：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

01

求学不为国，求学何所用？

近代中国，清华北大都是各领风骚，大师辈出之时，能人异士甚嚣尘上。梅贻琦是个例外，不争不抢，不起哄不喧哗，低调而干净，像阳光下的一缕春风。极少有人知道梅贻琦，但清华诸辈大才因他而出。

1889年12月29日，寒冬腊月，北风凛冽，一个男娃的哭声打破天津港的沉寂，天津梅家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，其父梅伯忱高兴地替孩子取名：梅贻琦，字月涵。

梅贻琦出生时，家里情况不是很好，“非甚宽裕”。但日子也过得下去，“诸兄姐每人都有一位奶妈”。

可是那个时节，局势动荡不安，庚子之乱更是一夜之间令天津成为战火绵延之地。

梅伯忱失业了，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，梅家就此陷入最艰难的度日之期，“奶妈解聘，母亲乳水不足，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，够得上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了。”

弟梅贻宝一直活到十几岁才穿得上一件专门为他做的袍子。

然，固其生计也困厄，幸其父也辛勤而开明。

梅家历代以诗书传家，家风温良。

梅伯忱中过秀才，对其子女均以诗书为第一要求，“人口虽然众多，父亲却咬定牙，叫每个儿子受教育，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，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受教育。”

这在当时，算得上极其开明。

他的儿子女儿们也颇为争气，梅贻琦成了清华校长，梅贻宝后来成了燕京大学校长，都是民国数一数二的国宝大师。

1904年，梅贻琦15岁，以“寻找现代社会文明之光”考入天津南开中学，这个15岁的少年，开始懵懵懂懂地明白了，外面隆隆炮火与自己肩上责任之间的关系。

“自此砥砺求学，日益精进。”

1908年，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南开毕业，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。亲朋好友都劝他父亲：“你家贻琦这么出息，毕业之后，可以找个小职员——如洋行职员，中小学教员，替你分担，了此一生。”

但梅贻琦又怎么会甘心庸碌一生，“求学不为国，求学何所用？”

他决心考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名额。

这一考，就考上了，第六名。按规定，考上的学生，先要到当时的游美学务处（即清华大学前身）学习，也许连梅贻琦自己都没想到，这一去，就出不来了，从此，梅贻琦这三个字和清华园这三字就再也分不开了，出国，留学，回清华；再出国，再游美，回来，还是清华。

清华大学一角

“三十二年间，从未间断。”

后来，留美回来的梅贻琦在清华任教，向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抱怨：“我对教书没什么兴趣，想换个工作。”

张伯苓劝他：“你才教书半年就不愿意干了，怎么知道没兴趣？青年人要忍耐，回去教书。”

结果，“这一忍耐，几十年，一辈子下来了”。

清华大学，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，都成了梅贻琦求学报国之途径。

教书匠也没有其他的本事，多育出来几个好学生，便是对国家，对民族最好的报答。

结果他育出整整一代的大师将才。

这样一来，就苦了家人，尤其是父母，1929年，梅贻琦父亲去世时，他在美国任清华大学留学生监督；1943年，他母亲去世时，他在焦头烂额地维护西南联大的教学。他这一生，都扑在教育上，“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，唯冀以工作之努力，邀吾亲之灵鉴，而以告慰之耳。”

02

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

1927年，蒋介石提出要实施“党化教育”，要“以党治国”，“以三民主义治国”。

这样一来，每所大学被硬性规定要上党课，学生不许自由集会和游行，思想行动皆要受监督。

在《告诫全国学生书》里，蒋介石甚至宣称：“破坏法纪之学潮，自与反革命无异，政府自当严厉制止，如法惩处。”

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，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，还成立政治训育部，钳制学生言论。

清华大学的学生自由自在惯了，都是激进的自由主义拥趸，哪受得了这个。军训不去，上课不听，连和那些上“党课”的教师同桌吃饭都不干。

罗家伦脸上挂不住了，向学校董事会提出辞职威胁学生，结果学生会放出话来：“无论国民政府批准与否，本校无人挽留。”

不仅如此，罗家伦走后，清华学生还列了一个五条选人标准给国民政府：

·无党派色彩

·学识渊博

·人格高尚

·确实能发展清华

·声望素著

足见当时清华学生之血气方刚，力量之大，甚至可以左右校长之去留，和现代大部分中国大学生之浑浑噩噩，完全不同。

清华大学

1931年，经过再三物色，蒋介石亲自拍板，“电促月涵从速回国”。梅贻琦走马上任。

1931年12月3日，大雪，清华园一片银装素裹，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一开口，即明大学之宗义，阐学问之根基，震颤全场，千秋受用。

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。我们的智识，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，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，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（启迪）。”

梅贻琦还有著名的关于大学教育的“从游论”：“学校犹水也，师生犹鱼也，其行动犹游泳也。大鱼前导，小鱼尾随，是从游也。从游既久，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，不为而成。”

梅贻琦认为，大学对学生的教育，身教重于言教，关键在于教授之示范。

“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，如何研究学问。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，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。”

故而梅贻琦对于教授之选拔必有两种标准，其一，必有精深学问，“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学生明晰讲授”；其二，必有高尚人格，要为学生“自谋修养、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”树立榜样。

他希望清华的毕业生既有精深之学问才华，亦有足可垂世之高尚人格。

唯有如此，清华师生方可不仅在学术上有所造诣，且于国事，亦可救国救民于水火。

正如梁启超所期盼：“崇德修学，勉为真君子。异日出膺大任，挽既倒之狂澜，作中流之砥柱。”

漫天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，一个全新的清华正在此荡气回肠之气势中全面铺开。

在“大师论”的原则指导下，梅贻琦挖空心思，遍地求贤，清华迎来了抗日战争前的黄金6年。

这一时期，吴晗、刘文典、潘光旦、闻一多、钱钟书、华罗庚，纷纷赶赴而来，小小的清华园，一时间成为大师之渊薮，思想引领之源头。

刘文典，学贯中西，精于国学，尤其是庄子，以煌煌大著《淮南子鸿烈集解》与《庄子补正》十卷本震撼文坛，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“国宝”。

为人狂妄之极，自称“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，一个是庄子本人，一个便是我，半个人天下共分之。”骂沈从文，不屑于冯友兰，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。可就这么一个人，对梅贻琦硬是服服帖帖，盛赞他：“贞固足以干事，明德足以服人。”

梅贻琦在清华，他在清华；梅贻琦在西南联大，他在西南联大。华罗庚原本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，后来被招录进入清华，从一位系资料员升为助教，又被推荐给“中英庚款委员会”，送到剑桥大学深造，再后来，跳过讲师、副教授，直接被擢拔为正教授，这一路的“破格提拔”，都是梅贻琦打点完成的。

历史学家吴晗投考北大，英文考得一塌糊涂，但中国文史成绩极优，北大不要，清华破格要了，结果一入校便以其才华备受关注。唯才是举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清华因为这些大师而成一流之学府，而这些大师之所以选择清华，也有赖梅贻琦精心维系的民主氛围与自由学术空间。

有人说，民国时期清华师生太过狂妄，赶校长，顶教授，见谁倒谁，可是梅贻琦一生侍于清华47年，谁也不敢“倒梅”。足见梅贻琦巨大之人格魅力。

梅贻琦

03

为政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

1936年2月26日，清华发生大逮捕事件，3000名武装军警深夜闯入清华园抓人，全校领导层在梅贻琦家中紧急商讨对策，大家情绪激动，每个人都说了很多，唯独梅贻琦一人，默不发声，“大家都等着他讲话，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”。

但他还是抽着烟，在烟雾缭绕中闷头沉思。

最后冯友兰实在忍不住，问他：“校长，你怎么看？”

梅贻琦这才回答：“我在想，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了……”接着娓娓道出自己的应对措施。

梅贻琦多半给人的印象是“寡言”，甚至是“不言”。他的妻子韩咏华嫁给他时，就被人警告：

“你小心，梅贻琦可是个不怎么说话的人。”

其谨言少语如斯。

但真正懂梅贻琦的人知道，他并不是不喜欢说话，只是认为，多说不如多做罢了。

“为政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

所以梅贻琦在校长任，很少下定决策，他最常说的话就是“吾从众”。他认为，对学校有最高决策权的，应该是教授，而不是校长。

为了实现“教授治校”，梅贻琦成立了教授评议会，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，至于自己，“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，端端茶水的”。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有理有据，对学术、对学校有益，梅校长就会简单地说一句：“吾从众。”

教育界人士夸他：“梅校长治校有方啊。”

梅贻琦并不欢喜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就是有一些成绩，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。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，你看戏里的‘王帽’，他穿着龙袍，煞有介事地坐着，好像很威严，很有气派，其实，他是摆给人看的，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。”

言下之意，他梅贻琦，不过就是那个“王帽”而已，

其谦虚温良如斯。

梅贻琦雕像

1909年报考庚款留美学生放榜时，学者徐君陶在那看榜，看到一个少年，“不慌不忙，不喜不忧，也在那儿看榜。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，察觉不出他是否考取了。”

后来在船上相见，徐君陶这才知道，原来这少年就是梅贻琦。

学者杨锡仁是梅贻琦在美国留学时的室友，他从未见梅贻琦对谁急过脸，为人也宽厚。

“成绩优异，性极温和。从无怨怼，永远轻声细语。”

宽厚的梅校长治下的清华，自然也自由。

学生把梅校长的话编成打油诗：

“大概或者也许是，不过我们不敢说，可是学校总认为，恐怕仿佛不见得。”

他从不明确命令学生要如何如何，也从不以校长之身份强压学生务必如何如何，为校长几十载，从未见梅贻琦发过脾气，只是有时闭门两三日，有再大的争执，也商量着来。

这便是梅贻琦的胸襟与气度。

也正是这份胸襟与气度，才有了弥漫着自由与独立的清华园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。

朱自清曾写过《清华的民主》一文：“在清华服务的同仁，感觉着一种自由氛围，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。清华的民主制度…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，若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。”

清华的民主能否发展起来，殊实难说，自1931年接管清华，几经搬迁考验与各种学潮风暴，他总是安详静肃，不声不响地筹划应付，在极其困难中谋求发展与壮大，即使与当局与学生意见相左，也绝不公开冲突，皆容忍之。

其雅量宏大如斯。

清华大学

04

他心中就只有联大，没有清华了

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清华北大被占，南开遭轰炸，近乎夷为平地。

为保弦歌不辍，在国民政府授意下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南迁，始驻长沙，后留昆明，组成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，“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”，这所真正在战火中绵延长存的大学，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教育史上幻境般短暂的奇迹，而缔造这个奇迹的，正是梅贻琦。

当时，西南联大由三所学校组成，所以有三位常委：张伯苓（南开校长）、蒋梦麟（北大校长）、梅贻琦（清华校长）。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在重庆政府都担任要职，所以西南联大的校务事实上都落在梅贻琦一个人身上。

西南联大初创期，张伯苓曾把自己的表给梅贻琦：“我的表你戴着。”

言下之意，要梅贻琦代表他。

当时社会地位和政治声望皆高于梅贻琦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一样：

“对联大事务，不管即是管。”

这个时候，梅贻琦当仁不让，被推上台前。

清华严谨，北大自由，南开活泼，三所学校风格各异。其实清华和南开还好，有“通家之好”，南开校长张伯苓是清华大学的筹备顾问，问题是北大。要让这所一直自诩为“最高学府”的大学没有意见完全融合，是一件难事。

梅贻琦先是在资金上支持。

自1937年9月起，政府因抗战缩减文教经费开支，全国各高校经费一律按7成拨给，北大南开经费捉襟见肘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这么大一个学校，平均每月只有3万元，按照战时物价水平，只够吃个半饱，而上下各类设备等，例如图书馆实验室，“政府则不予以解决”。

但堂堂一个国立大学，图书馆实验室都没有，那还叫大学吗？

清华不同，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处，有庚子赔款的资金支持，富裕一些。

故而清华的资金，除了负担自己，还匀给联大一些。

梅贻琦也四处奔走，为联大筹措资金，经常往返重庆与昆明，“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，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。”

有一次梅贻琦返途遇到日本飞机轰炸，在旅途中耽误了近3个月才回到昆明。差点因此而丧命。

抗战八年，梅贻琦与其说是西南联大的校长，不如说是西南联大后勤部长。让学生安心学，让老师安心教，他跑断了腿。后来相继从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来了25万法币，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要来了15万法币，又去天天跑教育部，要钱要钱要钱，又从教育部要来了几十万美元，终于把实验室、图书馆稀稀落落地建立了起来。

“万里长征，辞却了五朝宫阙，暂驻足衡山湘水，又成离别。绝徼移栽桢干质，九州遍洒黎元血。”

当联大师生从长沙长途跋涉到昆明之后，当时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受梅贻琦之托为联大设计校舍。

不到一个月，两个人就拿出了一套设计方案，“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”。

但梅贻琦苦笑了一声，否决了他们的方案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没钱。

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：

高楼变成了矮楼，矮楼变成了平房；砖墙变成了土墙，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、茅草屋顶。

设计稿改到第五遍的时候，梅贻琦还不满意，不满意的原因还是没钱，他希望设计方案能再简单一些，再少花钱一些。

梁思成瞬间毛了，忍无可忍，冲到梅贻琦面前，咆哮道：

“改！改！改！还要我怎么改？！茅草房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？还要我梁思成干什么？好吧，茅草房就茅草房，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，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！”

梅贻琦恳切地解释道：“大家都在共赴国难，思成，以你的大度，最后谅解我们一次，行吗？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，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，算是我还给你的，行吗？”

梁思成咬着牙，又去改设计方案，是啊，大家都在共赴国难。半年后，梁思成的设计方案落地了，一栋栋低矮简陋的茅草房从西南联大的校园稀稀落落地建起来了，看着根本不像一所大学，倒像是偏僻农村的一个小村子，更不用讲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。

清华大学

除了校舍简陋，西南联大诸师生的日常生活更是惨淡，1937年起，教师的基本工资就按照原先的7成发给，还要承担各类税负。

随着战争越大越久，物价越来越高，而教授们的工资，也越来越少。有人算过，1941年，教授们所领的工资，只相当于战前三十分之一。

到1943年，则百分之一都不到。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，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水支撑，其他教授都是如此。

于是韩咏华便联合潘光旦、袁复礼等教授们的妻子一起做米糕，还特地取名叫“定胜糕”。

寓意抗战定胜。

为了多赚些钱，夫人们分头行动，背着篮子，直接在昆明街头叫卖。

有一次，一个穿着旗袍，手提精致小包的妇人前来购买，得知韩咏华竟然是大名鼎鼎梅贻琦的夫人，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清华大学校长的夫人站在街头叫卖糕点，这可真是旷了古绝了今。学生们的日子更不好过，工学院的学生，住的是草顶泥墙宿舍，也住过“暗无天日”的盐库。

有时候下雨，屋顶根本不防雨，于是同学们便只能撑着伞睡觉。寝室里没有灯光，大家就只能几十个人挤在走廊上少有的灯光面前看书。战争打到后面，连昆明都变成了前线，

经常被轰炸，校舍、图书馆均被损坏，联大师生诵书之声不绝，撑着伞在图书馆里看书。

弦歌不辍，诗书传道，虽国难家贫，而奋发之志愈甚，震撼人心。

然而，正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茅草房里，正是在这群饭都吃不饱，觉都睡不好，还打着伞一心一意求学的人中，走出了一群穿着破衣服破鞋的少年。

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，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，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亿万次银河计算机。

中华文脉于此得以保存及发展，梅贻琦居功至伟。

清华大学一角

05

言论自由，学术独立

和同时期师生们闹分裂打破头的西北联大不同，西南联大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，各异之学风，但八年之久，合作无间，“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社会一时之风气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，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”

特别是在学生方面，“正课之余，讲演会、讨论会、戏剧、歌剧、壁报、集体旅行学习蓬勃一时。”你很难把这所洋溢这青春自由民主氛围的大学同战争联系起来。这一切，胥赖梅贻琦呕心沥血营造的“学术独立自由”的环境。

1939年，国民政府大力推行“党化教育”：公开反对当时知识界一致认为的教育与学术独立：“应使教育和军事、政治、社会、经济一切事业的贯通。”要“齐一趋向，集中目标”。

于是，“国民党直属支部”“三青团直属分团部”“训导处”等机构都在联大成立了，学生们还要上“三民主义”即“党义”等课。结果，“功课表成了法令”；“训导处成了统治思想的工具”；“学校教育不但成了统治教育，简直是特务教育”；师生们一致抵制，学生党课不去，教授党课也不上，许多教授被要求加入国民党，有的草草填了个入党申请就不管，有的硬是拒绝加入。

学生甚至还自发成立“反总考委员会”，把反对党化教育直接演变成游行示威活动。

梅贻琦则坚定站在师生这一边，给教育部发文：“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。教育部可视大学研究，教学之成绩，以为赏罚殷最，但如何研究、教育，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。”

申文浩然，立场高远。

这篇发文甚至被视为梅贻琦“民主教育”与“专治教育”的公开决裂。

尽管作为校长，梅贻琦不得不加入国民党，并升补为国民党中央委员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精心呵护西南联大自由之学风，有人说，在当时的联大，中国有多少政治流派，联大的师生中就有多少政治流派。

典型的例子是闻一多，闻一多倾向于共产党，经常在课堂上谩骂国民党腐朽无能，后来甚至公开在操场上摆讲演台，直接面对芸芸师生发表演讲，大肆批判国民党。

梅贻琦呢，也不管，任他去。

国民党当局授意梅贻琦，要他开除闻一多，梅贻琦只当没有听见。

很多教育部制定的规章制度，在梅贻琦看来不合理的，都被他“变通执行”，只是单纯的流于形式。

政治领域尚且如斯，其他方面更不用讲。联大教授刘文典和吴宓都是研究红楼梦（红学）的大家，刘文典在课堂上讲红楼梦，“凡是别人讲过的，我都不讲；凡是我讲的，别人都没有说过。”

吴宓闻言，经常跑到刘文典的课堂上听课。

刘文典呢，也不管他，自顾自的讲，每讲到得意处，就抬头张目向后望，然后问道：“雨僧兄（吴宓的字）以为如何？”每当这时，吴教授照例起立，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：“高见甚是，高见甚是。”

学生们在课堂上哄然大笑。这还算和谐的，联大有些教授，干脆两个人上同一堂课，

不管信仰的流派和政治背景是否相同，

大家就事论事，公开在课堂上就某一观点进行争辩，学生们仿佛不是在上课，是在看一场辩论赛。

至于上下课时间，更是没有规定，刘文典上课就经常迟到，还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走。有一次，刘文典上课只上了半个小时不到就走了，学生们很讶异。

他却说，把课程改在下星期三晚上，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，月圆之时，他要在月光下讲《月赋》一篇。有学生追忆：“届时，他老人家坐在中间，当着一轮皓月，大讲其《月赋》。”

俨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人物。

这就是西南联大，梅贻琦领导下的西南联大：上课自由，讲课自由；学生自由，教师自由；梅贻琦呕心沥血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，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大学校园。

而他交出的成绩单，也异常亮丽：联大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，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，邓稼先等8人获得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，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。

群星璀璨，大师辈出。

前排左起第五梅贻琦

06

永远的校长：“生斯长斯，吾爱吾庐”

抗战胜利后，清华大学迁回北平，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，梅贻琦连任清华大学校长17载。

正是在他手上，清华大学从一所留美预备学校，发展成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。那是个“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”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，也是在他的掌舵中，“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，中颂师不屈之壮志，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。”梅贻琦并不为世人所熟知，但清华及西南联大诸辈师生因他为名扬天下。

1948年清华园解放之后，梅贻琦带着庚款账目乘专机离开北京。

1949年，60岁的梅贻琦到达美国，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。

他只有一间办公室，聘以为兼职助理，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。

台湾当局过意不去，堂堂一位前清华校长，到如今，居然只有区区300元薪水，太寒酸。台湾当局给他把薪水改成1500元，台湾早期财政情况非常困窘，不少人打庚子赔款这笔钱的主意，都被梅贻琦一一踢走，为此，不少人叫他“守财奴”。

但极少有人明白他，他守住的不是钱财，而是清华的未来。

梅贻琦的廉洁清白是出了名的。

当上清华大学校长之后，立即主动放弃了校长所享有的几项“特权”，家里仆人的工资自己付，电话费自己交，不要学校无偿供应的每月两吨煤。

这样做，“虽然节约的款项有限，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问题”。

与此同时，大刀阔斧改革清华的财政制度，首当其冲，裁撤行政人员，尽量少设办事机构，把必要的办事员减到最低限度，这样一来，节约出来的资金才能供给给教育教学，把钱花在刀刃上。

到了西南联大，财政更加紧张，所以绝大多数系都没有办公室，大家开会就碰头。

当时梅贻琦还设置了两条规定：

1、包括校长在内，一律夫妻不同校，父子不同校（节约校费）；

2、不论教职员工，除了规定的例假之外，一律不得请假，请假就要扣工资。

这在当时，算是非常的严苛。

1955年后，梅贻琦回到台湾重办台湾国立清华大学，廉洁之风一如往常，为了避免过多动用校方资源，梅贻琦还把家眷留在了美国，自己只身在台湾做事，他挣的是台币，但他太太在美国用的是美元，无法兼顾两地开销。

于是太太韩咏华不得不在美国自谋生计。62岁的她，在衣帽厂里打过工，在首饰店里卖过货，一直工作到66岁，按照制度必须退休才罢，完全不像一个国立顶级大学校长夫人的样子。

台湾清华大学复校之初，钱财紧张。梅贻琦在台北市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，后来买了房地，却始终不肯买一套沙发，只肯用矮藤椅。直到1957年清华大学移往新竹，办公室用的还是藤椅。

台湾教育部门劝他门面还是要装饰一下。

梅贻琦说：“清华有点钱，但撙节着用在图书、仪器、请教授上。”

堂堂大学校长、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其生活节俭如斯。

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孔子，饱受波折，东奔西跑，栖栖惶惶，被困于蔡，绝粮于陈，但对教育事业，始终如一。

1962年2月23日，梅贻琦的终身挚友胡适溘然长逝，贻琦自广播闻之大悲，5月4日，突然病倒，高烧不退，任何抗生素皆难控制，医药失灵。

5月19日，梅贻琦在台湾溘然长逝，年73。

蒋介石特颁“勋昭作育”之匾额，以敬梅贻琦先生高雅至纯之教育人格。

墓地是他自己选的，位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十八尖山，这样，在过世之后，仍然能日夜守望着北京的清华校园。

其实，将墓园放进校园之内，古今罕见，只有当一个校长的毕生事业和这所学校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时，这样做才是最得体的，也是对这位教育者最高的尊敬。

他这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情——呵护这所大学。

“生斯长斯，吾爱吾庐。”

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高度盛赞梅贻琦：“一生尽瘁学术，垂五十年，对于国家服务之久，贡献之多，于此可见。其学养毅力，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。”

呜呼，胡夺我先生之速，岂天之将丧斯文！

我仿佛听到几百年前，范仲淹的慨叹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”

转自：静嘉读书